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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病情自8月下旬以后仍呈转危的态势……1975年9月初，不幸的消息传进了305医院。北京医院病理科对周恩来腹部肿块检查后，得出的病理报告结论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吴阶平等被这一严峻的现实惊呆了，因为他们都知道鳞状细胞癌乃是所有膀胱癌病变中最为严重的一种，这也意味着周恩来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进行第四次大手术。

　　9月24日，毛泽东收到了关于周恩来手术情况的报告以后，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总理身体不好，一年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八十二岁了，我也有病。”

　　10月24日，医疗小组得到四人小组的批准，对周恩来又进行了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这次手术以后，周恩来的时光就基本上在病床上度过了。

　　1976年元旦过后，周恩来的麻痹性肠梗阻似有加重的趋向。医疗小组经会诊并报请中央同意，于1月5日决定为周恩来再一次施行小型手术。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

　　鉴于陈毅、谢富治因为开刀动手术最后不治的情况，1972年在得知周总理确诊癌症之后，毛主席就指示，“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接到这一指示，医疗小组提出了关于中西药结合医治周恩来疾病的建议。叶剑英就给301医院下达了一项特殊指示，要求该院泌尿科尽快研制一种治疗膀胱癌的有效药物。根据叶剑英的指示，301医院泌尿科很快就组成一个以泌尿专家许殿乙和李炎唐为正副主任的新药研究小组，开始了特效药的秘密研制工作。

　　1975年春，根据301医院泌尿科新药研究小组的意见，医疗小组主要成员吴阶平、熊汝诚、虞颂庭等到301医院听取新药研究小组的汇报。吴阶平等迫切希望小组尽快把研制的新药搞出来。会上，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共同分析和筛选了已经选定的几种中药，并且很快把新药研究小组的方案汇报给中央军委主要领导。

　　叶剑英一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周恩来就医的305医院，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西医手术的不足，又着手狠抓301医院泌尿科的新药研究小组。2月的一天，叶剑英决定在北京西山住地召开一次旨在讨论中草药医治膀胱癌的专题会议。参加者是301医院新药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和专家。

　　1975年春，301医院的新药尚未研制出来，可是周恩来的手术已经迫在眉睫。最后不得不选择大的开刀手术。

　　癌症直到今天，仍然是医学界难以攻克的难题。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今天仍在探索之中，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效，这说明毛主席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医治疗在当时没能赶得上，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周总理在弥留之际对医生说，“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周总理品格之伟大，与那些借周总理造谣污蔑毛主席的小人比起来，真是判若云泥。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与周恩来同风共雨共渡难关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说起毛泽东对周恩来病情的关心与体贴，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无微不至。王海容讲了三个令她感动的例子：

　　【由于病情的发展，周总理终于还是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总理第一次手术的时候，主席突然召她和唐闻生去中南海。王海容以为主席叫自己去是问有关接见外宾的情况，因为当天有外宾要见主席。不料.她们刚到毛泽东的住处。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来，毛泽东就急切地问：“总理情况怎么样?”按当时的规定，领导人的病情除了有关的医生外，其他人是不好随便打听的，所以，王海容如实地说还不清楚，并说立刻就去主席住处的值班室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询问，主席这时连连挥手，说：“快去!快去!”这一天，原定与外宾的会见被毛泽东取消了。直到王海容将汇报来的总理的有关病情转述给毛泽东，才见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时他才安下心来。

　　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很重。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养病，邓小平陪一批外宾到长沙见主席。接见后，邓小平又向毛泽东汇报了“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当时王海容、唐闻生也在场。主席特别问到政府工作报告的长度，并对邓小平说，稿子一定不要太长，总理站不了那么久。关切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