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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爆发的招生舞弊案中，美国知名演员和中国富豪等家庭，都通过威廉·辛格为孩子伪造履历，拿到体育特招生资格。辛格成立的The Key基金会贿赂SAT等考试的监考官，找人为学生替考各类标准化考试。另外，The Key会为学生在简历中伪造他们根本不会的网球、帆船、足球等运动，再贿赂名校的教练们给予特招生名额。这些数万、数十万的贿赂，伪装为了家长们向“The Key 基金会”的捐款。这不仅可以掩人耳目，家长们还可用这笔捐款为自己减税。而The Key基金会向名校的运动队捐赠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经费如何使用，完全由受贿教练自行决定。

　　黄炜哲告诉界面教育，国内留学市场中也已出现宣传自己有相似作弊“门路”的机构，甚至不只体育，艺术类特长也被当做了可被利用的漏洞。

　　海外移民、教育机构外联出国的留学顾问也向界面教育确认，该类渠道在市场中一直存在，但以提供假材料、打擦边球为主，大多机构并不真正具备其所宣传的“资源”。

　　相比之下，在SAT等考试中作弊或替考，则成为了难度最低也最为“流行”的选择。自2013年开始，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多次取消包括韩国、香港在内的部分考场成绩，原因均与作弊有关。频繁的泄题事件不仅让一些留学机构登上了美国大学的黑名单，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其他正常考试学生的申请难度。

　　名校“不值得”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不只在中国，美国白人家长同样有名校情节和升学焦虑。” 黄炜哲评论道。

　　涉及到本次行贿舞弊案的家长们，甚至是大众眼中原本无需焦虑的群体。“这些明星、高管和投资家的孩子们即使没能进入名校，未来也无需为财富担心。”戈登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却仍然不惜以违法为代价为孩子进入名校铺路。”

　　在学校层面，校友捐款系统大大增加了私立名校们的研究经费，也让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快速地在全球高等教育比拼中占据了领先的身位。但无论是捐款还是作弊，以金钱换取名校入学机会的行为带来的是对大众的不公平。

　　这一行为和制度所带来的影响甚至远比人们想象地深远。2012年在《金融时报》所发表的文章《The Price of Admission》称，尽管很大一部分常春藤学生获得了奖学金，但由于中产家庭过于富有无法申请奖学金，却又无力凭借人脉和财产“走后门”，中产学生减少已经成为美国名校的显著趋势。

　　另一个恶果同样与钱相关。尽管私立大学们获得了足够的支持，但美国依赖公共财政拨款的高等教育体系却正在面临资金压力。伯克利大学执行副校长内森·布罗斯特洛姆（Nathan Brostrom）在该文中表示，以伯克利为首的加州公立大学体系正面临严峻的资金缩水，仅仅五年间，州政府对这些学校的补助减少了三分之一。

　　由于从未实行过校友子女优先政策，伯克利大学很难填补政府拨款减少所带来的缺口。但这些学校承担着为一般家庭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根据布罗斯特洛姆提供的数据，伯克利大学有40%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而这一数字在常春藤院校的比例通常仅为10%。

　　即使不考虑过于宏观的负面影响，仅从对子女教育的角度，以非法手段花钱上名校仍然很难称得上是正确的选择，尤其是对于中国家庭。

　　“大学不是人生的终点，很多家长把学校的名字看得过于重了。”黄炜哲对界面教育表示，“强行去名校最后没能毕业、找不到工作，这样的例子已经有太多。”

　　专为中国学生提供学术服务的美国机构WholeRen Education曾发布数据称，因作弊或成绩不佳，美国大学在2012年至2014年开除了近8000名中国留学生。启德教育此前公布的调研也显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名校的退学率高达25%。

　　“重要的是了解孩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如何帮助他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黄炜哲说，“而不是用钱换来一封Offer。”

　　记者 李怡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