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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世界上最不缺的大概就是巧合，在大学教授的推荐下，改名后的受害者妹妹李大芝来到电视台工作，其上司恰好是受害人母亲宋乔安。大芝走向“重生”的道路也变得崎岖坎坷。

　　她先是被宋乔安发现自己是李晓明的妹妹，隐遁已久的家人住处又被曝光。她努力把自己藏起来，想远离公众视线，平静生活却依然遥不可及。

　　作恶的只是凶手自己，大众却不会“放过”凶手的家人。其实这不难理解，大众在思考李晓明为什么会作恶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他的社会经历和他的家庭环境。

　　然而，与人们的想象不同，李晓明的父母并非穷凶极恶之人。在事件发生前，他们一直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守法且平凡。李晓明的妹妹也是学校的高材生，有着新闻理想，专业技能过硬。

　　这一切大众并不那么关心，人们对于恶的认识还是那么简单。他们似乎把恶当作了某种镌刻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里的东西，只要某个人犯罪了，他们的亲属就都难逃干系，或者这一家人都是危险分子。

　　这种对“恶”的粗暴划分，其实是他们用刻板印象来解决自己的认知失调，用贴标签来简化个人的思考。

　　他们将李晓明的家庭环境视为恶的温床，将他的家人也视为潜在的“帮凶”，是他们面对这件犯罪事实最节省精力、又最能发泄情绪的方式了。

　　同时，在这样的言行下，他们在心理上似乎也完成了对“恶”的攻击和报复，既能平息自己面对犯罪事实时感到的恐惧和愤怒，还能满足自己潜意识上成为制裁者的权力渴望。某种程度上，他们要的正义是满足自己的。

　　基于9死21伤的犯罪结果，李晓明被判死刑对人们来说是确定无疑的事。对法扶律师王赦来说，问题不该这么简单。

　　他愿意帮李晓明辩护，认为他有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为此，他所遭受的不仅仅是社交网络上的辱骂，还包括在法院门口被愤怒的民众泼粪，甚至他怀孕的妻子也被人发私信，威胁她和年幼女儿的人身安全。在巨大的压力下，一向支持他的妻子，实在无法忍受回到了娘家。

　　后来，律师王赦终于向妻子坦白自己这么做的原因：律师王赦年幼时被母亲送去育幼院，原生家庭关爱的缺乏，导致他差点坐上黑帮火拼的火车。因为迟到两分钟，他错过了，但他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死了，一个被判无期。他觉得自己距离那个位置上的恶人其实也没有那么遥远。

　　早年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思考犯罪更加地深刻。他觉得，有些人会犯罪，可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问题，最终行差踏错地成了罪人，并不是在本质上就生来是恶人。比起一杀了之，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探究其出现非常态行为的原因，以及探寻有没有可能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所以他会在李晓明突然被执行枪决后，崩溃发出质问：“他杀人，他是应该要死。他就算生病了，如果真的罪证确凿，也可以判死刑没有关系。但为什么要（在真相被发现之前）这么粗暴地夺走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但显然，除了律师王赦以外的更多人，对李晓明的死是拍手叫好的。他们觉得，即便是处死一个在意识不清时犯下杀戒的精神病人，对社会而言也无足轻重。

　　这部剧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我们从更多视角了解社会现实。这原本会让人以为，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看清，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而实际上我们却发现，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真相存在。

　　所见之处到处都是矛盾：受害者家属面临的矛盾、加害者家属面临的矛盾、调查者身上面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