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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想极力推动CDMA在华为的地位，认为美国是未来通讯技术的领导者，通讯网络会以CDMA为主，所以国内也会采用CDMA的技术来搭建通信网络。而李一男及部分华为的领导坚持大力投入GSM网络技术的研发。

李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高通占据了CDMA的技术专利高地，无法突破高通的专利封锁，事实上直到20年后的今天，高通依旧是CDMA技术无法逾越的障碍，几乎所有的手机企业都要缴纳高通通讯技术方面的专利费，而GSM几乎没有专利限制，开发风险小；二是中美政治因素会导致国内通信网络的搭建选择。其实到3G、4G，中国是颁发了兼顾GSM/CDMA的三张通信牌照，这是后话。

在微蜂窝无线设备方面，李一男也是看重欧洲制式的DECT （Digital Enhanced Cordless Telecommunications，数字增强无绳通信系统），而郑宝用则倾向于日本制式的PHS（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个人手持式电话系统），是固定网络的补充和延伸。

后来2001年前后，中国电信采用了PHS（小灵通），中兴赚的盆满钵满，华为还在这个阶段苦等3G到来。

1998年，李一男被调离华为中央研究部，转而负责市场部下面的产品部。

这次调职，被外界认为是李一男在华为从任正非“干儿子”、华为最年轻副总裁、华为研发一把手、华为二号人物位置上发生转变的最重要的一环——这个时候负责华为市场部的，是孙亚芳，也是在这一年，宋文芝老师已经从华中科技大学离任，来到华为人力资源部就职。

可以说，李一男在主持华为技术的这五年中，依靠C&C08的研发成功，借助SDH光传输设备、接入服务器、智能网、GSM等设备及技术的引入及研发，帮助华为从一家交换机企业快速成为了一家包括交换、传输、无线、数据、业务软件在内的综合电信解决方案供应商。

任何人在羡慕华为公司今天在3G、4G乃至5G技术等无线通讯诸多领域的胜利，都不应该忘记1993-1998这五年间的李一男。

1998年3月，《华为基本法》颁布，对华为来说是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已经远离核心的李一男并没有感受到。

同一年，华为营业额步入百亿俱乐部。

而华为在IBM的帮助下引入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集成产品开发）及ISC（Integrated Supply Chain，集成供应链管理）两大系统，更加牢固的将华为的技术研发传承和规范了下来。

这两年对于产品部的李一男来说，是浑浑噩噩的。唯一值得纪念的，可能是1999年升任华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这个位置仅次于“左非右芳”。

2000年8月15日，华为内部出台《关于内部创业的管理规定》，凡是在公司工作满二年的员工，都可以申请离职创业，成为华为的代理商。员工可以通过用手中股权兑换相应价值的产品，但需与华为签订君子协议：只能作为华为产品代理商，不能涉及产品研发。

对于这次并不成功的“内部创业”，原华为人力资源副总裁吴建国说道“如果说1996年的市场部集体辞职，是一次新老接替的成功尝试的话，那么2000年的内部创业，却成了华为心中永远的痛！”

随后，在一期华为内部报纸《管理优化》上，头版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任总欢送李一男内部创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另一篇是署名为“李一男”的《内部创业个人声明》。

随后，李一男离开了华为，创办了港湾网络，主要从事系统集成业务，代理华为的路由器及数据通讯产品，建立华为数据通讯产品的培训基地，同时集成一些与华为产品没有冲突的其他厂商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