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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区常住人口连续下降的同时，城叔发现一些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持续增长。这意味着，人少了，但城市建设的设施相对更多，一定程度出现资源错配的情况。

　　这类城市中，情况最突出的是，开原市(辽宁)、吉林市(吉林)、通化市(吉林)、大庆市(黑龙江)。

　　其中，吉林市、大庆市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属于Ⅱ型大城市，同时也是当地除省会以外的第二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建成区面积的一降一升，展示出吉林市、大庆市作为当地第二大市的“挣扎”。它们人口外流，但倾向扩张建设，问题是这样的发展趋势，在当下会造成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不利于城市的紧凑型发展。

　　除了上述“一降一升”，还有一些城市在近年呈现出非紧凑型发展的情况，也就是其城区常住人口并未连续下降，但其城区人口密度却连续下降。也就是说，整体这三年，城区常住人口的流入速度，比不上其城区面积扩张的速度。

　　这类情况的城市有不少，重要集中在北部及西部。包括了内蒙古乌兰察布、山西晋中、辽宁铁岭、四川邛崃、四川遂宁、陕西渭南、甘肃金昌、新疆乌鲁木齐、新疆阿克苏、浙江温州、河南开封。

　　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城市是山西晋中与浙江温州，这两个城市常住人口2014-2017连年上涨，但人口密度却在连年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是唯一一个人口密度三年内持续降低的省份，同时其城区常住人口是连年增长。可见，这三年中，山西省整体土地的城镇化恐怕要快于人的城镇化。

　　这些年流行的“造城”之风，相关争议也很大。拿新城新区来说，早在2013年，国家发改委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44个地级城市提出了建200余个新城新区。

　　对此丁长发认为，我们的土地利用不够集约、不够紧凑。中国人均土地消耗是130平米而欧美国家是70平方米，这中间浪费不少。城市的发展与土地面积的大小也并非正相关。中国香港有约740万人，新加坡约560万人，而其土地面积都远小于约400万人的厦门。

　　实际上，当下中国城市需要步入、也正在步入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精致发展阶段。经济学家周其仁在2014年早提出“今后三十年，中国很大程度要从流动转向集聚。地方政府应把注意力从硬件转向人气，建设紧凑型、全球化和法治城市。”

　　对于收缩型中小城市，此次《任务》中强调“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说的也是这个理念。

　　为什么首先收缩的是“中小城市”？

　　2014-2017三年中，城区常住人口连年下降，呈现收缩趋势的城市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城市。从城叔统计出的22个城市来看，仅有三个城市属于大城市范畴，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其余19个城市均为中小城市。

　　为什么中小城市更先收缩？

　　丁长发认为这与我国城市等级划分有关系，“在金字塔型的城市体系下，等级越高的城市，越能获得更优质的要素，尤其是公共产品，比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

　　在优秀公共服务的吸引下，这些高等级城市越能聚集人才，越能聚集产业。相反，公共产品较为弱势的中小城市，留不住人才，其产业推动也更为困难。

　　他还表示，在欧美地区，有不少小城镇走出一条“小而美”的发展道路，但在其背后，往往有名牌大学等优质公共产品的支撑，比如剑桥大学所在的剑桥市。而在美国，其小城市的一个特殊点在于，全美有5000多座运输机场，很多小城市也融入于航空网络中。

　　“既有体系下，我们的中小城市还缺乏优质公共服务配套”，丁长发向城叔强调。但提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不得不问一句“谁来掏钱”？进一步，最终落回那个学界讨论已久的话题：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利关系以及土地财政相关机制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