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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50年解放军进驻以后，西藏就一直处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1965年这一地区被命名为“西藏自治区”，此举允许当地居民保留并传承自己的风俗礼仪。1989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爆发了游行。国务院发布命令，在拉萨市实施了戒严。到江泽民前来视察时，戒严令才撤销不过10周。

江希望西藏人能对政府产生好感。为了支持当地经济建设，他批准建设一个新机场并许诺向当地派遣更多的技术专家。他同时告诫当地领导人要对“分裂主义者”采取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主要是在其漫长的边界线上，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聚地，他们不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被视为是对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例如在西北部的新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需求和问题。江敦促各民族“与动乱和分裂活动作坚决斗争”，但同时也保证“民区域自治工作应当加以改进”。

10月，江继续他的“军队工作”，并登上了中国北海舰队的一艘护卫舰。在视察了指挥室后，江说：“我们去看一下厨房。”每一个人都劝他别去。“舷梯对您太狭窄了，”一位军官告诉他，“厨房内的温度非常高。您最好别去。”江执意攀下舷梯参观了“小如鸟笼”的房。

北京成为1990年亚运会的东道主。江称其为亚洲空前盛大的运动会，并说运动会将进一步增进亚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开幕式当晚在天安门广场点燃象征性圣火的是江泽民。

政治局常委们各自己分管的一摊，例如李鹏掌管着国务院，李瑞环负责宣传和媒体，乔石负责党的组织、纪律检查和国内安全等部门。而元老们，尤其是邓小平，仍积极参与政策的制订，并对管理提出建议。

江泽民会见外国要人时，他得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商议。作报告前，江发言稿需在常委会所有员中传阅，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每人都要签名表示通过。如果有人提出疑问，他会直接写在文件上要求解释或解决。

这种权力共享和征求意见的做法正是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运行标志，也可说是共产党式民主和最高层制衡制度正常运作的一个缩影。不管怎样，在职初期，江对同事特别谦虚，欢迎他们的意见并寻求支持。虽然他通常认可尊重党集体领导制度，但随着权力的增长，江泽民也在逐渐强调他的个性。

为此，江泽民与中国的3位最高元老保持着密切接触，经常登门向他们请教。在1990年全年，江与邓小平频繁见面。12月，邓对过去18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

1990年12月的党中央全会强调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重申诸如“持续、稳定、协”发展和“量力而行”等理念。

邓小平决定前往上海，在海发表了几次讲话，讲话被概括为4篇文章，刊登在2、3月份上海的党报《解放报》上。这些文章使用了笔名，但是毫不掩饰地反映了邓的观点，抨击“思想僵化”，讽刺了那些对政策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忧虑，提倡经济的强劲发展，并劝告上海领导人要“敢于冒险，大胆利用外资”。在北京出现的反击文章则暗示，有的说法代了“资产阶级自由化”。3月1日，在邓的住所，邓和江有一次私人会面，可能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集中精力抓经济。除经常给起草第个五年计划的国务院计划者们提出建议外，江着重强调科学技术，把它提到了当前工作的首位。海湾战争显示出高技术武器的重要性，使江更加相信电子技术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他寻求通过发展先进的电子技术将工业和国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谁在信息流和军事的高新技术领域比江更有资历，这一专长帮助江扩大了他的影响。

2月，江向一位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提供了财政信贷，从而使陷入经济困境的苏联能够购买中国的商品。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外宣传机会，证明了他们长期宣传的一点，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优于苏联。就江个人而言，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历史转折点，他回想起中国几乎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岁月，以及30年前他所在的汽车制造厂在苏联撤走他们的顾问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

江经常参加外事活动，会见数不清的访华代表团。就在1991年4月一个月内，江会见了来自英国、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叙利亚、尼日利亚、澳大亚、突尼斯和苏联的官员。他还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许多来自国内的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