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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贵夺等在杀死了厨师长后，认为有人想要造反。造反的证据是轮机长温斗想要破坏船上的设备，另外，他们还发现船的油耗每天突然增加了几倍。于是，他们列了一张所谓的“黑名单”，被他们认为想造反的人依次被从房间里叫出杀害。而事实上，那些原本不在“黑名单”上的人也被杀了。

最后，甚至最初就结盟的刘贵夺、包德也互相起了疑心，刘贵夺最终将包德一伙的船员杀光。

马皑说，杀戮开始以后，船上所有的人都处于典型的应激状态中，高度紧张和焦虑。其结果不仅表现为思维和决策的非理性，而且个人在防御心境支配之下，容易放大危险，对他人产生怀疑和恐惧。在人人自危的情境中，你死我活成为最好的自保方式。

在连续的杀害中，凶手再也没有第一次“杀死别人”时的恐惧，甚至没有沾血的人，最后也被逼杀人。凶手甚至接受了自己的杀人行为。

马皑表示，这种心理上的变化首先与情境有关，远洋渔船孤独航行于大海中，面积狭小，任何人都缺少外援等社会支持系统的帮助，适应当时环境就成了唯一选择。其次，与责任分担的侥幸心理有关。许多参加者会因为每个人都参与而侥幸地认为无人报案。再次，与压力有关。危及生命的压力导致从众行为。最后，与群体极化有关。群体极化是指在群体中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会比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或保守，向某一个极端偏斜，从而背离最佳决策。

是否犯罪在于人的“质量”

尽管远洋渔船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从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犯罪人员的情绪，但是，李玫瑾认为，是否会犯罪还在于人本身的“质量”。

“即使在极端环境下，人也是具有坚持正义的力量的。”在李玫瑾看来，如果在那些从犯中有一两个有点法律意识有点理性的头脑，并且具有一些领袖人物的特质，是可以采用一些迂回的办法来应对危机的。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把带头造反的船员控制住，情况也不至于失控。“因此，在这起事件中，也存在船长、厨师长管理、反应不当的问题。”

不过，该批船员大多都是新手，又都是年轻人，因此，李玫瑾认为，他们的想法相对简单，都比较鲁莽，遇到这样的情况，并不具备统领大局的能力。

相反，起诉书中称，刘贵夺、包德等最初就是持刀和铁棍进入船长室，用刀刺、棍击等手段将船长李承权控制。“带头造反的人最开始就不仅仅是因为小小的贪念，他们犯罪动机明确，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这类犯罪者从品格上来说，就是不择手段的人。所以，他们能成为主犯。”李玫瑾解释，在犯罪团伙中一旦存在这种“领导者”，其他人就只能屈服于他。

马皑认为，这个群体历来是受到关注的特殊群体，客观环境会导致诸多心理上的问题。虽然因人而异，但大体上包括孤独而缺少归属感，职业倦怠而缺少愉悦感，预期渺茫而缺少安全感等。

如若这样，能否通过前期的心理辅导，或远洋期间配备心理辅导消除这些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但马皑认为心理辅导并不现实，更有用的办法是让所有船员共同组成相互支持的心理群体。在成员选择上，越是熟人、亲戚则凝聚力越高，有问题时相互帮助与宽容。在目标上，让每个人都有希望，尤其是付出与收益成正比，形成激励船员的群体目标。在日常中，要有调节心理的聚餐、晚会等活动，减少工作倦怠的负作用。

《中国科学报》 (2013-08-02 第11版 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