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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周围的村庄相比，褚时健和他的橙园是资本上的庞然大物。但和常见的以霸道的姿态进驻农村，进行掠夺式开采的资本相比，这是一个有善意的庞然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为土地归属问题而产生的危机。白文贵告诉本刊记者，当地村民对政府处理租金的方式不满，甚至还想去山上闹，但觉得褚时健还是不错。“连续3年大旱，我们找果园基地帮忙出资30万元，将村里原来2寸的水管换成4寸，他也同意了。他说话还是算话的，答应了肯定就会办。”

　　不断扩张的事业版图

　　在对外宣传中，果园的董事长是老伴马静芬，褚时健只负责果园的生产管理。但在果园的实际经营中，他曾经在烟草行业的丰富经验，仍然能派上用场。

　　张伟指着山坡上一片果林告诉本刊记者，山坡上的树种有很多次变化。刚种下时，因为没有打开销路，为了减轻市场压力，还种了一部分温州蜜柑。这种作物的卖价约比冰糖橙便宜一半，成熟期也不同，可以错开销售高峰。但2008年南方雪灾，褚时健看到了这个消息，召集技术人员开会时说，雪灾肯定对湖南冰糖橙产量有很大影响，来年的市场要有大的变化。他决定将果园的5万棵温州蜜柑挖掉，全部改种冰糖橙。“当时基地的温州蜜柑已经挂果了，还有六七个月就可以收，这个时候挖掉，相当于要舍弃价值200多万元的果子。我们都说最好等蜜柑收完这一季再换品种，或者隔一株挖掉一棵，减少一点损失。褚时健回去琢磨了一下，还是坚持立刻把所有温州蜜柑换种。但后来的市场情况证明他是对的。第二年，南方的冰糖橙确实减产很多，那一年我们多赚了1000万元。”张伟对本刊记者回忆。

　　他依然雷厉风行，严谨守时。张伟记得，和褚时健相约去距离玉溪200公里外的一个柑橘基地考察，约好早上8点到，他到达的误差从不会超过5分钟。一位认识他多年的老朋友告诉本刊记者，他还在担任烟厂老总时，有一次去昆明开会，他在重庆读书的儿子想搭车回家。但到了约定时间还未来，褚时健也不等，就让车直接回玉溪。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就在橙园山脚下的小镇上，他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褚时健如此描述这段历史：“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元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当他在75岁时因保外就医离开监狱，再次回到这里时，他依然是戴罪之身。律师马军说他的低调是不得已的低调，至今“阴影还在”。阴影一方面来自褚时健和家庭已经付出的沉重代价。他失去了女儿，在牢中患了糖尿病，严重的时候只有扶墙走，2001年保外就医后，还因为头眩晕昏迷过两次，需要靠注射胰岛素来对抗糖尿病的威胁。

　　阴影的另一方面则来自他的现实身份——他依然不适合出现在聚光灯下。除了2008年，在昆明经销商以“不用下车，就坐在车上看看”为条件的力邀下，来到昆明。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玉溪以外公开亮相，此后再没出现过在果园以外的公共场合。甚至烟业也成为他生活的禁区。当初掌控红塔时，有相当多的人受过他的恩惠，如果他重入这个行业，将这些人脉资源变现，依然可以产出极大的经济价值。很多烟草企业也看到了这一点。保外就医后，国内外的烟草企业都来邀请他担任顾问，他一一拒绝。

　　他希望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推进事业的脚步却从未停止。基地的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时橙园总产量只有1000吨，2011年的产量达到8600吨，比上一年多了3000吨。但按照现有种植面积，果园的最高产量约为1万吨——这满足不了飞速发展的市场要求。去年新租赁下了400亩土地，种下了一批仅有半尺高的嫩绿果苗。2009年在接受采访时，他曾经说自己虽然有心发展果汁加工的副业，但因为年事已高，只能放弃这个想法。但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去年一个3000万元的果实初加工基地已经投产。基地的选果车间也要扩建，增加一台机器。原来的规模，大卡车开不进去，要用小车拉到厂房外，再装卸进大卡车，拖延了上市时间。随着物流业的发达，冰糖橙也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紧密的供应链。褚时健的冰糖橙上市一个月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橙子就蜂拥而上。“我们必须要增加入市速度。”张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