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當代緣何而成史？
“研究型展覽策展計劃”是由OCAT研究中心發起的展覽策劃及研究項目。項目旨在發掘與推進藝術研究項目的實施以及研究成果的綜合性展示，為當代藝術及藝術史領域的優秀學者和策展人提供實踐機會與交流平台。日前，主辦方公布了經初評后的7個2019年“研究型展覽策展計劃”入圍方案。是否具備研究性質或學術含量的高低，是當下專業人士評價一個展覽好壞和考量策展人學術能力的重要標准，但是專門提出“研究型展覽”概念，不禁讓人疑問，何為“研究型展覽策展計劃”，又為何要舉辦這樣的項目？
作為一個時間概念，“當代”是轉瞬即逝的今天、此刻，它正在不斷地變成歷史﹔我們所說的“當代”當然還要包括讓人愛恨交加的“當代性”，這是一個跟我們的知識生活、現實經驗息息相關的領域，需要及時梳理和反思。OCAT研究中心是一個致力於溝通藝術史與當代藝術領域的學術機構，我們希望能夠從藝術史與其他人文學科的研究經驗中獲得支持，以一種嚴肅的學術態度來面對當代藝術的歷史，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以當代的眼光不斷地重新檢視藝術史學科。這裡的“歷史”，既是指“往昔”，更是指“研究”。
開啟“研究型展覽策展計劃”與OCAT研究中心一貫的宗旨相一致，是研究中心整體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廣州美術學院教授、藝術批評家黃專在籌辦OCAT研究中心時敏銳地看到中國當代藝術在學理上的亂局，但也積極地觀察到針對當代藝術的歷史研究的可能性，包括西方藝術史與批評著作的繼續引進、當代藝術文獻整理工作的開展以及關於當代藝術歷史寫作的討論。總的來講，他既注意到將當代藝術作為思想與觀念的研究，也更加強調倡導當代藝術領域有關記憶的研究，也就是其作為藝術史研究對象的一面。這種思路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延續下來。
2016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藝術史家巫鴻開始擔任OCAT研究中心執行館長，作為一位研究領域跨越中國藝術史各個歷史階段的藝術史家，他同樣強調對當代藝術的歷史研究。因此，OCAT研究中心始終以學術講座、出版、展覽的方式搭建起藝術史與當代藝術之間的橋梁。我們所選擇的展覽都具有扎實的研究基礎，其中尤為典型的是，我們邀請年度學者在中國發布自己最新演講的同時，也策劃與其研究密切相關的年度展覽。在過去幾年中年度學者們分別策劃了“記憶的灼痛”（喬治·迪迪-於貝爾曼，2015年）、“關於展覽的展覽：90年代的當代藝術展示”（巫鴻，2016年）、“遺址與圖像：牛津大學與芝加哥大學的兩個研究計劃”（雅希·埃爾斯納，2017年）、“元圖像”（W.J.T.米切爾，2018年），這些展覽無一例外地展現出這些成熟學者極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且都具有歷史研究的學理性質。比如“元圖像”展覽是米切爾策劃的第一個展覽，在這一展覽中鮮活地呈現出他幾十年來對圖像問題的思考，甚至可以說通過展覽對寫作做出了補充。
在以上工作的基礎上，我們於2018年推出了“研究型展覽策展計劃”。我們並沒有像其他機構一樣提出“青年項目”，這意味著我們並不強調策展人的年齡，而是關注展覽計劃的“研究性”。作為展覽呈現對象的藝術家和藝術品當然很重要，但我們更強調策展人的研究能力，包括文獻資料的積累與梳理、藝術史研究的意識與興趣、展覽邏輯以及公教活動的學術態度等。在該計劃征集啟事發布后，我們很快收到了來自國內外的近20份策展方案，涉及藝術的各個領域以及各種策展思路。我們在仔細斟酌這批方案的過程中感受到一種期待中的研究熱情與學術態度，我們認為有些方案值得做進一步闡發。因此，我們決定在選出最終優勝方案之前舉辦一次“入圍展”，讓這幾個方案不僅停留在文本闡述上，還能通過展覽的方式進一步自我呈現，從而為我們的選擇提供更真切、更立體的依據。在與各位投稿人溝通之后，我們於2018年9月將入選的5組方案放在一起，做了一個為期3個月的“研究型展覽策展方案入圍展”，並在開幕當天舉辦工作坊，邀請W.J.T.米切爾、巫鴻、朱青生、費大為等專家在觀看展覽的同時共同聽取各組策展人的方案陳述。這5組方案或是對攝影敘事的歷史做出梳理，或關注公共記憶問題，或聚焦於某個歷史階段的獨特現象，都相對集中地展現出“研究型”的特質。
在入圍展陳列的3個月中，以執行館長巫鴻為主席的評委會廣泛征詢了國內外專家的意見，充分考慮到各入圍方案的完整性與持續性，最終選擇了何伊寧的“描繪歷史：中國當代攝影的歷史敘事”作為最終的優勝方案。這個項目在今年3月以“記憶寓所”為名開幕，成為“研究型展覽策展計劃”的首屆展覽。展覽的呈現以及一系列高質量的研討會、講座的成功舉辦証明了這個項目是符合我們最初對於“研究型”與歷史記憶的設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