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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人关于历史的一种信仰。
遗憾的是，这种信仰不过是一厢情愿。在中国帝制史（这是本文的论述前提，划个重点）上，并无任何一个政权的覆灭，是贪污腐败所致。
尽管翻检史料，可以在每一个覆灭了的帝制政权身上，找到海量证据来证明它其实非常非常贪腐，但草民们也须明白：
中国帝制政权的公权力，从来都是毫无制度性约束可言的，至多不过是朝堂上几个讲良心的臣子在徒劳无功地切谏。非常非常贪腐，本就是这些帝制政权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的一种常态。所谓“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少有腐败，王朝末期政治昏暗贪腐横行”，其实只是错觉。
可以举个例子。
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给人的印象，算得上“政治清明”了吧？
其实不然。
当日，军功集团随刘邦蜂拥入城，几乎全面占据了郡国守相、郡县令长之职。这些人，向下掠夺民脂民膏；向上则贪墨朝廷赋税。出生入死的老兄弟，霸占些民财，抢几个民女，朝廷并不在意。萧何作为一号功臣，带头“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刘邦的反应是“大悦”，毕竟，老兄弟追求物质享受，对皇权而言是大好事。但追求过了头，将手脚伸到了朝廷的袋子里，长安就不乐意了。
所以，惠帝三年，吕后搞了个新制度，派御史到地方上去监察，专门打击贪污挪用朝廷财富的老兄弟；文帝上台，又搞了新法律，要对那些“守县官财物”却监守自盗之人处以死刑（张家山汉简里记载的“醴阳令恢”，就是一位拥有左庶长之爵的军功吏，他的罪行是与小吏合谋盗取公家之米）。
长安的东西都敢侵吞，底层草民那点脂膏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于是，在景帝的谕旨里，就留下了“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这样的时代描述（见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关于汉初民生的概况，贾谊给文帝的奏疏里，有很直接的总结。他说：
“汉之为汉几四十岁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也。故失时不雨，民且狼顾矣。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矣。”（《汉书·食货志上》）
大意是：建国四十年了，长安的国库是空的，民间也没有积蓄。气候失调、雨水失常，百姓就要饿肚子，就要逃荒，就要卖儿卖女。
这显然要比“文景之治”这类后世史家奉送的高帽更加可信。毕竟，贾谊不会在给文帝的奏折里，恶意攻击、贬低本朝的执政成绩。
说到底，之所以会有“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少有腐败”这种错误印象，还是因为忘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条客观规律。该规律的成立，和王朝初期、王朝末期，没有任何关系。
还以“文景之治”为例。
西汉初年的国策，是“非军功者不侯”，亦即最大限度地保障老兄弟们的政治地位。所以，军功老臣长期把持着长安朝廷——第一位非军功出身、亦非军功二代出身的丞相，要到景帝末期才出现；军功吏卒则长期把持着地方基层政权——如汉儒朱浮所总结的那样，“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做地方官的军功吏卒，要在职位上做到死，自己死了还不算，还要让子孙继承职务，最后干脆把官职名称变成自家姓氏。简而言之，最大限度保障老兄弟和老兄弟的后代们坐天下。
这种权力分配制度下，针对草民的体制性腐败，自然是不受约束的，也自然是要泛滥成灾的。吕后也好，文帝也罢，他们出来反腐，并不是要为民请命，而是重建蛋糕的分配原则，那些该送往长安的，老兄弟们必须按规矩送往长安。
既然不受制约的、针对草民的制度性贪腐，是中国帝制政权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的常态，“腐败亡国”之说，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真正的亡国原因，应该是变量，而非常量。
这些变量，在不同的帝制王朝，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总结起来，无非三条：
（1）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
（2）内部利益集团发生分裂。
（3）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
第三点实际上很难做到。比如，清廷的灭亡，主要是亡在了前两点——庚子年，朝廷操弄义和团，引致八国联军入侵，以慈禧为首的最高决策层仓皇西遁，中央政府的威望一落千丈，这是“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朝廷希望借“日式立宪”，从地方督抚手里收回财权、人事权、司法权、外交权、行政权乃至兵权，地方督抚希望借“英式立宪”，将自己手里的财权、人事权、司法权、外交权、行政权乃至兵权合法化，这是“内部利益集团发生分裂”。（参考前文：“清廷为何会灭亡”的一点技术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