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契诃夫的作品三次出现在上海的剧场里,分别是以色列的《安魂曲》、拉脱维亚的《海鸥》和日本的《三姐妹》。这不是“契诃夫热”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戏剧界,无论引进剧目或本土改编,“契诃夫”是永不过时的超级IP。演出成功时,剧作家的名字成为行业的信仰图腾;演出不尽如人意时,剧作家的名字意味着弥足珍贵的同情分,“至少剧本是好的”。
我们今天是否仍需要契诃夫?这已经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他留下的文本遗产已然是剧场里的储备粮。真正让创作者和观众双双陷入焦虑的痛点在于,死于1904年的契诃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同代人么?难道在契诃夫这面镜子里,人们只能看到历史的重演和文化的原地踏步?
契诃夫的意志被辜负了,这是当代剧场的迷惑
小池博史导演的《三姐妹》,把契诃夫的底本改造成一幅“东京女子图鉴”。拉脱维亚国家剧院的《海鸥》,打破了百多年来笼罩着这个文本的“悲剧还是喜剧”疑云,这部“俄罗斯乡村爱情故事”成了彻头彻尾的喜剧。当女性的荷尔蒙涌动在《三姐妹》的舞台上,或者观众面对“波罗的海刘老根大舞台”爆发出不间断的狂笑,这肯定是带来挑战感的场面,也带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当代剧场实践者该怎样充满勇气、而不是怯生生地使用经典文本。
在讨论“冒犯”或“背叛”之前,我们先列举一部“无可争议的契诃夫演出样本”——去年来上海演出的图米纳斯导演的《三姐妹》。图米纳斯严谨地沿用了契诃夫原作的四幕剧结构,不做文本的删改,用有限的物质细节舞台再现了19世纪初俄罗斯外省没落之家的风貌。导演对契诃夫的文本进行了一次高度准确的排演,原作中流逝的时间感、三姐妹对生活的幻觉、以及那些摧毁了她们的生活却从未正面出现的事件,逐一被清晰地展开了,剧作家刻意掩盖的充满意义的秩序被具象化。对文本细致的感受力和解读能力,转化成舞台上充满说服力的美学呈现,这让图米纳斯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大师导演。但这样“无可争议的契诃夫演出”带来一个问题:今天的观众因为“契诃夫”这个名字走进剧场时,渴望看到的是教科书式的现场,还是剧场美学的角斗场呢?经典,在舞台上存在只被认可唯一的、排它的“正确演绎”吗?
对比之下,今年的《三姐妹》和《海鸥》是挑衅的。小池博史摘除了原剧里错杂的人物关系,舞台上只有三姐妹,她们在日本当代社会“丧”且“低欲望”的大环境里,宛如三只被困的雌兽,也是对日本城市女性生存状态的积极回应。但这个创作思路对契诃夫的抛弃是彻底的,毕竟,契诃夫没有设计“三姐妹”两两之间的冲突和折磨,他写的是她们各自把自己放逐在想象的世界里。论精神风貌,这部《三姐妹》是独立于契诃夫的存在。
拉脱维亚国家剧院的《海鸥》既滑稽也让人困惑。它给出了一套自洽的舞台表述,这个“失败剧作家和蹩脚女演员”的故事被演成一目了然的喜剧,导演近距离地放大了一群人的肤浅和俗气,戏份因为粗鄙而可笑,诗意的凝视和审美的距离都被取消了。契诃夫的《海鸥》是建立在悲剧基础上的喜剧,他写的是意志和迷惑的冲突,人们渴望拥有生活的意志,却总是陷入生活的迷惑。随着诗意的修辞被拆解成后现代的粗俗喜闹剧,意志和迷惑都从舞台上消失了。
也许,契诃夫的意志被辜负了,这是当代剧场的迷惑:文本本身是个半成品,必须在不断的排演中获得持续的生命力,输入经典躯体的当代血液,是坏血还是续命的必需品?这只能是个争议不断又见仁见智的难题。
契诃夫的镜子没有企及的世界
无论解构或建构,大量舞台搬演的契诃夫作品力图把“俄罗斯外省风貌”改造成当代的、全球化的,小池博史给《三姐妹》注入日本宅文化的气息,拉脱维亚的《海鸥》带着坎普文化的俗艳外观,孙晓星把《樱桃园》改造成二次元的小世界……这是契诃夫成就的证明,就像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的结论:伟大的艺术作品既独立于创作者的意图和个性,也独立于它产生的时代背景。
但创作者一次次地证明自己和契诃夫惺惺相惜,甚至“他比当代作者更当代”,这是有必要警惕的。德国剧作家海纳·米勒曾说:“超越时空的莎士比亚举起了一面镜子,我们想要的是他的那面镜子无法企及的世界,如果在他的戏中我们看到了自己,这只说明我们依然生活在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