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竹楼外景摄于上世纪80年代
邱根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西郊宾馆工作，接待过胡乔木、方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幸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他们有理想有学问、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冷暖的好作风、好传统深深感染着我和我的同事们。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眼前。在现在大力倡导传承“好作风、好家风”的时代，我记录下当时的场景，希望能为当下提供一份宝贵的历史档案。
1 鼓励我们多读书
1981年7月，我从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委招待处下属的西郊宾馆做接待服务工作。那时西郊宾馆还没有对外开放，我工作的“怪楼”（即原先的淮阴路200号，现称4号楼，俗称“怪楼”，因紫竹环绕，故又称紫竹楼）虽有几间客房，但来住的人很少，市委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个美丽而特殊的客厅、会议室和首长休息室，有时也在这里宴请地位较特殊的客人。我是这栋楼的管理员，因此接触各级首长的机会比较多。
1981年10月18日傍晚时分，我刚准备下班，忽然接到宾馆总经理老孙的电话，说等一会儿有领导来参观。不一会儿，一位身材精瘦、个子不高、披着军大衣的老人健步走在弯曲小道上，只有一位随行陪同。我一眼就认出，这位老人就是胡乔木同志。
胡乔木看得很仔细，先站在外面看玻璃天棚，然后走到客厅，巡视四周。走到2楼，他看到正面壁炉上有一幅油画，就站下来仔细看了看。这幅画我们平时根本不留意，觉得这只是一幅平常的风景画，这么多来参观的人也没人问起。胡乔木却很感兴趣，他伫立在油画旁，告诉我们，这是一幅俄罗斯的油画，又随口讲解了俄罗斯油画的几个代表人物。由此引发开去，他又说起了俄罗斯文学，讲的重点是19世纪文学，我至今记得他当时讲到的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他对文学艺术如此懂行，让我们很吃惊，也很佩服。
我们又走到主卧，卧室里有又长又大的衣橱，有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樱桃木家具；盥洗室中不仅有坐厕，还有在那个年代非常先进的冲淋设备。胡乔木只是看了看，对这些高档的物质设施却不是很感兴趣。
走出卧房，他问我这栋楼的来历。我只知道是原来南京水泥厂老板姚乃炽的度假别墅，其他就说不上什么了。他若有所思地说要多了解一些，又鼓励我们年轻人要多读书，读些历史、文学方面的书籍，对以后工作有益处。
离开时天已渐黑，胡乔木听到动静，回头看见门口年轻的员工在上树采桔子，他笑了笑，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宽厚温暖的笑。或许是想起了他年轻时爬树调皮的情景，又或许是在延安杨家岭看到小孩爬树摘枣子时的场景……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位多么和蔼可亲的学者老人啊！
胡乔木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话不多，但学问多，似乎什么都知道。这真是一位大知识分子。老干部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重视，令人印象深刻。
2 深入基层辟思路
1981年12月25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曾任外贸部长）来参观。
方毅同志非常细心、务实，他一边参观，一边询问，这栋房子原先的主人是谁，在建筑上有什么特殊意义，对外开放不开放，价钱是多少，还问到我们宾馆的基本情况和经营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谈到宾馆的就餐标准，比较高的标准是每餐人均50元人民币时，方毅说：“不能拿我们在国内的眼光来看问题呵，既然对外开放，就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里环境这么好，地方这么大，收费规格要高一点嘛！你们把餐费提高到100元、200元，绝对没有问题。”他还指示我们研究一下国际大都市同类型的宾馆，把价格以及整个管理工作提上去。
听了这番话，我的脑子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当时普通员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50元左右，以我们的眼界，很难想象还能“涨价”。那时才刚刚改革开放，信息不畅通，国外的情况不了解。方毅同志的指示，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谈到接待对象时，方毅说，这样的宾馆条件完全可以接待各国的国家元首，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外国人怎样做生意的情况。那时国家外汇很紧张，要引进国外的新技术，很多地方都得用外汇，他告诉我们：“要努力赚取外汇，来为我们的‘四化’建设服务。”
方毅同志走后，老孙把指示向上级领导汇报了，领导研究后，随即上调了服务收费价格。1982年6月8日至10日，香港船王包玉刚来我们宾馆下榻。本着与国际接轨的原则，我们收取了每天1500元的房价；宴会按每人100元的标准，共收取了三万元。而1981年西郊宾馆全年的餐饮营业收入只有16万。
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们渐渐体会到方毅同志讲的道理，的确是有世界性眼光的。心中有了谱，思路就更清楚了。后来西郊宾馆也从吃国家财政拨款，逐步跃为年利润几千万元的创汇大户。这些经验的积累和推广，大大促进了上海整个旅游业的发展。
这一切，还得感谢方毅同志来到基层，为我们“指点迷津”。
3 “后继有人”畅胸怀
原华东局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司法部长魏文伯同志小中风后身体欠佳，来上海治疗和休养，常在马秘书的陪同下来散步休息。他个子高大，戴着眼镜，穿着朴素，常常是一身旧的灰布中山装，脚上一双黑布鞋。
接触几次之后，魏老对我熟悉了，跟我攀谈的内容也多了起来。除了问一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琐事，他还问我平时读什么书。我把我喜欢读的书向他一一汇报。他对我说，一定要读哲学，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读哲学，要读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还要读历史。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开了一个简单的书单：鲁迅、巴金、茅盾、《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
讲到作风方面，他说，要学点本事，要有真才实学，不要做口头革命派，要言行一致，还要有闯劲，“人一定要闯，我们年轻时，就是闯出来的，我们党许多前辈革命家，都是很年轻就担任了重要工作的。”
1982年五月初的一天上午，魏老再次来到紫竹楼。他诗兴勃发，叫我拿纸笔来，要写一首诗送给我。我赶紧把纸笔递给他，他挥笔即书：滴滴潺声细水流，竹桥过渡东西游。四周花朵畸相立，后继有人不用愁。魏老指着诗解释道：“前三句是写景的，最后一句是抒情。第三句有过渡的意思，既是写景，也带有一些抒情，‘四周花朵’可以理解为双重含意。”经他点拨，我明白了，“花朵”是写实，也是比喻，“后继有人”是实指。我问：“是不是指革命事业后继有人？”魏老点了点头，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说道：“今年中央精简人员，老的退下来，换年轻的上去。不少人对年轻的接班人不放心，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所以说：‘后继有人不用愁’。”
过了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任免国务院和部委新的领导人名单见报了。这天上午，魏老又到花园来了。他依旧穿着那身衣服，不同的是刚修过脸，显得比往日更有精神，刚坐下就对我说：“我离开了司法部长的岗位，你知道吗？”脸上带着笑意，神情非常轻松，好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使命似的。我点点头，告诉他早晨从广播里听到了。
“后继有人不用愁”，老一辈领导干部的胸怀令人敬佩！
4 百姓冷暖挂心头
1982年7月4日，时任上海市市长书记汪道涵来西郊园小憩。
汪道涵在室内花园坐定后，就讲起了他刚才在武康路上看到的市场情况，接着就问起我们市场供应状况如何？蔬菜是否买得到？猪肉削价后买的人多吗？他偶尔说说上海话，让我们觉得很亲切。
汪道涵问我对上海的感受，我说：“上海变化不小，就是住房困难。现在青年人结婚没有房子，只能到附近借房子，市区没有，只有到郊区。”他听后说：“这是个问题，要尽力解决。”沉思片刻，他说：“住房困难是长期积累下的问题，当然也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我们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他显得有点沉重起来了。
我说：“是否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等房结婚的青年人，由单位借1000元左右，5年或10年偿还，房建成后，优先考虑，当然也要付房租。”
汪道涵点点头，夫人孙老师也在一旁说：“目前分房政策不公，是否可以造一批房子卖给私人，也收房租，不过房租可以低些。”
汪道涵说这是个好办法，他正想拟定一个方案，准备在7月召开会议，集中讨论这一问题。他还风趣地说，上海还有400万人居住棚户区，这也是个问题，我们老头子尽力做，也不知道你们是否满意。
汪道涵谈兴很浓，我们也畅所欲言。他又说：“现在有些卫星城，人们都不大愿意住，可以住70万人的房源，却只有30万人愿意去住，主要是一些公共设施没有跟上去，如商店、电影院等，小青年晚上没事做，总要玩玩嘛。”
汪道涵还问我多大岁数？我说快30岁了。他听后说：“就是5年的困难时期，要各方协力度过此难关！”他又说：“你们这个年纪该结婚了，该结婚了。”谈到这里，他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五十年代生育高峰，现在也到了结婚年龄了。是个难题，是个难题啊！”他若有所思地重复地自言自语道。
现在想起来，这些谈话和探讨，对他处理全局性的问题，至少起到了掌握实情的作用；当初谈及的住房解困方案，其实是当今经适房、廉租房等的萌芽！
5 老革命心系民众
在“怪楼”工作期间，我曾多次接待过江渭清同志。他那时刚从江西省委书记的位置退下来，住在吴兴路上的一幢普通公房里，后又搬到淮海西路一个居民楼的三层。他的生活质朴、平常，很少麻烦人，平时起居都是自己打理，请阿姨烧烧饭。
那时江渭清常来与魏文伯等老同志小憩聊天。我在日记上记得比较详细的是1981年10月14日的事。那天上午9点，江渭清穿着淡灰色制服，戴着口罩。他叫我坐在他旁边，聊了起来。当他听到服务员小颜晚上要值班很害怕时，他笑了起来，一边用电动刀刮胡子，一边说起他21岁时，当时任营教导员，在一次掩护同伴撤退时自己腿上中了一枪，倒在死尸中，脸上都是血，在国民党兵来搜查时，他与死尸睡在一起，佯装已经死了，渡过了难关。
有一次上午10点左右，江渭清独自一人来，人还没坐稳，见到我就说起昨日他去司机小苏家阁楼的事。小苏一家四口住在一个阁楼上面，有些地方头都抬不起来，他感到很难过，叫小苏一家住到他淮海西路的房子里。他说到这句话时充满着真情。他又问了上海的一些居民住房实情，说想不到上海人民的住房条件这么紧张，他要写份材料上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怎样加快建设，解决住房的难题。
后来我知道，江渭清那天上午沿着小道，通过窄窄的楼梯，实地“考察”了小阁楼，并仔细询问了小苏的工资、住房情况，生活状况等。退下来了，还这么关心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而且根据此事，还专门向上反映要解决老百姓住房的问题，充分体现出一个老革命心系百姓的作风。
6 只要两杯白开水
80年代初，王一平经常来西郊宾馆小憩。他平时话不多，感觉比较严肃。一次，他和夫人张梅修一起来。那时我们有一个小酒吧，专门为外宾开设，有时还宴请客人饭后小酌。酒吧设在一至两楼梯道上，平时一般关门。他们走上前看看，问平时客人点的洋酒名称、价格以及一瓶散卖大概可以卖多少杯？我回答说“黑方”、“红方”点的比较多，一般一小杯是3元，一瓶Gin酒可以卖十几杯。他听了很有兴趣。
酒吧旁有一个冰柜，里面放着听装的可乐、雪碧。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市面上可乐雪碧不多见，甚至可以算得上是“高级货”，一般人都会挡不住诱惑想尝尝鲜。他们也许也觉得新鲜，所以停在冰柜前注视。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也会想要喝，便准备开给他们喝，却见他们连连摆手。于是我又拿起一瓶他们山东家乡出产的崂山矿泉水请他们饮用，他们也婉拒了。最后，他们只是要了两杯再普通不过的白开水，便在楼下沙发坐了下来。以后他们每次来，也只是喝白开水。
这对老夫妇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着白开水，口中讲着山东话。他们那相濡以沫、宁静致远的气质，真是一幅很美的画！真是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把这一幕拍下来，但它已经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王一平夫人平时就极为朴素，齐耳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两用衫，很重的山东口音，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又和气又可爱的邻家大妈。第一次见面，我根本想不到这位高干老人的夫人，也是一位老革命。后来才了解到，张梅修1938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是正处级干部。但由于王一平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张梅修一直到离休前都是正处级。更为难得的是，王一平虽然长期分管干部工作，但他却从不让子女们走“仕途”。
这是多么可贵的品格啊！对个人来说，是严于律己；对其他领导干部来说，是清正廉洁。我后来在丁香花园工作，常听一些老同志说，当时像王一平这样“过分”要求家人的领导干部有很多，上行下效，蔚然成风，所以，干部威信都很高。
我想，这批无私为民，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老党员、老革命们，正是今天提倡好作风、好家风，值得好好珍视的宝贵资源！
